李世杰（1716——1794），字漢三，號云巖。生于貴州黔西縣隱者壩（今城關鎮(zhèn)黎明村）。李世杰自幼聰穎好學，喜歡騎馬射箭，廣交朋友，為人豪俠仗義，愛打抱不平。由于其個性放蕩不羈，對四書五經沒興趣，以至多次鄉(xiāng)試都名落孫山。二十多歲時，他作詩諷刺州官而惹禍上身，為了避禍，父親李植為他捐了一個小官，讓他到江蘇富安做事，由于他辦事認真，于乾隆九年（1744年）升任江蘇常熟黃浦泗巡檢。他果斷又能見機行事，辦了幾樁要案后，深受長官賞識，兩年后就升任為江蘇金匱縣主簿。

　　江蘇巡撫莊有恭，兩江總督尹繼善都是知人善任思賢若渴的好官，李世杰在任巡檢、主簿期間辦事干練，勇敢機智的故事傳到他們耳里，莊有恭就將李世杰調來巡撫衙門當巡捕。李世杰接連辦了幾件偷盜、搶劫案后更為莊有恭賞識。為了更加發(fā)揮李世杰的才干，莊有恭上奏兩江總督尹繼善，欲提拔李世杰為知州。當時朝廷有例，從八品的吏員提升到正六品的知州，不僅要政績卓著，還要向朝廷捐納一筆不小的錢款，叫“捐例”。那時的捐官有律令規(guī)定，納入國稅上繳國庫。尹繼善和莊有恭知道李世杰拿不出這筆“捐例”，于是二人共同出資，并具奏折歷陳李世杰之才能，為他捐資買了個知州的正六品官，李世杰知道原委后分外感激，拜謝了二位恩師后前往泰州上任，從此走上了仕途之路。勤政廉潔 功勞卓著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李世杰任泰州知州，初到任，就接下了前任州官遺留下的400多件疑案、難案、冤案。當他視察牢獄，目睹囚犯及其親屬的喊冤叫屈，以頭撞地的悲慘情景，下決心維護國法尊嚴，為民申冤。于是認真審理積案，親自調查重大冤案、假案，每日從清晨忙到深夜。史載“晝夜據案視事”，“不五月而四百余案報結”。江蘇巡撫和按察使懷疑他草率從事，派員復察所有案件，竟無一件錯判或疏漏。泰州處處能聽到李知州公正廉明的頌揚，都稱他為“李青天”。在泰州五年的時間里，由于政績卓著，巡撫陳宏謀上奏朝廷，保薦李世杰升任鎮(zhèn)江知府。

　　鎮(zhèn)江緊鄰南京，是水陸交織，商貿繁榮的軍事要沖。常年駐防的綠營漢軍有三千多人。世杰初到任時，正值朝廷下令撤換駐軍。由于沒有合理的待遇和妥善安置，這批撤減下來的老弱病殘軍士憤憤不平，他們從軍多年，歷經多次戰(zhàn)爭，靠薪餉維持全家老小的生活，裁減后斷了生活來源，又無其它職業(yè)謀生，就聚集碼頭要闖官府鬧事。世杰聞訊后帶上幾名衙役親臨現(xiàn)場，對這些士兵進行安撫，同時召集部屬商議解決辦法，妥善安置了這批退役士兵，平息了一場事故，開創(chuàng)了軍事史上“轉業(yè)建設”的先河。

　　乾隆帝下江南巡視，李世杰受上司之令安排迎駕等諸多事務，世杰本著“不擾民，不奢華”的原則，把辦站迎駕之事辦理得井然有序，很得乾隆皇帝的賞識。他還借陪駕之機，以對聯(lián)巧奏皇上，替杭州百姓鏟除了人人切齒痛恨的三司八道一批贓官。迎駕南巡成了李世杰仕途生涯中的重要轉折點。由于他在乾隆帝心目中留下了勤政廉潔，辦事干練，機智靈活的印象，乾隆帝南巡回宮后就提升他為安徽寧池太廣道道臺。

　　在寧池太廣道任上，他除奸商振興經濟，施鐵腕戒賭禁娼，任職兩年的時間里，使安徽太平府到廣德縣一帶呈現(xiàn)出一派繁榮興旺的景象，受到巡撫高晉的贊賞。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升任四川鹽驛道，七月援職四川按察使兼行巡撫職，總理清軍征剿大小金川南路軍的糧餉。軍需處即后勤總部設在打箭爐，即今四川康定縣城。從成都運送糧餉到打箭爐，要翻越人跡罕至的二朗山，或沿大渡河險陡崎嶇的山道，行程近千里，途經十余個州縣，運一次糧餉往返要半月多的時間，其艱難險阻可想而知。

　　李世杰擔此重任后不敢有絲毫懈怠，立即籌措了第一批糧餉趕運到打箭爐，保證了正常的軍需供應。他審時度勢，依靠和團結了打箭爐同知符兆熊及時明正土司甲勒參德沁，在他們的大力支持援助下，發(fā)展地方生產，振興市場經濟，激勵客商到川中一帶運糧及日常生活必需品到打箭爐銷售，大大緩解了從成都運糧餉的困難。明正土司還組織當地藏民為軍需處送糧餉到大小金川清軍駐地，協(xié)助李世杰籌措餉銀伐薪燒炭，在一次運送餉銀途中，由于南路軍將領溫福剛愎自用，兵敗身亡，敵軍趁勢揮戈南下，眼看途中30萬兩餉銀即將落入敵手。李世杰急中生智，利用南下逃亡的民夫，商人及兵士攜帶銀子到打箭爐后，又巧妙地回收入庫。保護了這批財富，充分體現(xiàn)了他的軍事才干。

　　在任湖南巡撫和兩江總督期間，他深入民間調查沿河兩岸護堤，筑堤防汛情況，任用能吏，身先士率奔波于護堤防汛前沿，組織民眾筑堤、護堤。并沿堤種植柳樹以固堤。黃河泛濫，百萬生靈在汪洋大海中漂流、掙扎、呼號，他帶領水師兵將在滾滾洪流中救援百姓。一面測量水勢，踏勘地形擬訂疏流筑堤方案，新筑大堤。在這如此浩大的賑災筑堤防汛工程中，他宵衣旰食，指揮調度有方，在歷年防汛護堤上留下了輝煌的歷史篇章，也因之受到乾隆皇帝的嘉獎。

　　他兩任四川總督，明法紀，倡廉政，并且身體力行作出表率，衣食住行分外儉樸，摒除繁瑣禮節(jié)，懲治貪官污吏，勵精圖治，使飽受大小金川十數年戰(zhàn)亂之苦，經濟簫條，國庫空虛的四川在幾年內恢復了元氣，商貿日趨繁榮，國庫逐漸充盈，人民安居樂業(yè)，呈現(xiàn)出一派興旺的景象。

　　乾隆55年授職兵部尚書，因年老多病，數次上書朝廷，得到乾隆帝恩準，于次年辭仕還鄉(xiā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