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讀群書

　　光緒十年甲申二月初一（1884年2月27日），呂思勉生于江蘇常州十子街6-8-10號呂氏故居的東宅。

　　光緒十五年（1889年，己丑），隨同邑薛念辛受業(yè)，讀《通鑒輯覽》《水道提綱》《讀史方輿紀要》等。

　　光緒十七年（1891年，辛卯），呂思勉讀書頗早，自言此時與史學發(fā)生關系。是年，母親、姐姐為呂思勉講解《綱鑒正史約編》，其父親令其讀《日知錄》、《廿二史札記》、《經(jīng)世文編》等。

　　光緒十八年（1892年，壬辰），呂思勉選授江浦縣學教諭，合家同往，至1897年歸，呂思勉居江浦4年。晚年曾撰《青年時代的回憶》，記早年江浦之生活。

　　光緒十九年（1893年，癸巳），呂思勉家境開始轉壞，不再延師教讀，改由其父親自教，其父親無暇，則由母親、姐姐幫助講解。母親始授《說文解字》。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呂思勉始讀新書報刊，所讀之書有徐繼畬《瀛環(huán)志略》、魏源《海國圖志》、鄒沅帆《五洲列國圖》、日本岡本監(jiān)輔《萬國史記》、蔡爾康譯《泰西新史攬要》、王韜《普法戰(zhàn)記》、黃公度《日本國志》等，由此略知世界歷史。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在父母師友的指導下讀經(jīng)史子集，了解中國歷史。呂思勉始讀梁啟超所編《時務報》，凡是梁啟超的著作必讀。其時最信康梁之說，深受影響。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呂思勉已能作文。從父命以所作就正于石小泉、薛以莊諸先生；又從族兄點讀《通鑒輯覽》，約半年畢。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己亥），呂思勉赴江陰應小試，考入陽湖縣學。呂思勉父親叮囑多讀書，不該兢兢于文字之末；是年始讀正史，及《資治通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通典》《通志》和《昭明文選》等，并寫有史札和史論數(shù)本；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呂思勉始記日記，取名為《測晷錄》，每歲一易名，冠有小序，沿為成例。然所記日記大都毀于抗戰(zhàn)年間。是年，呂思勉始學填詞作詩，自學古史典籍。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呂思勉自言“此時之所向往者，實為舊日所謂經(jīng)濟之學（按：舊時經(jīng)濟即“經(jīng)世濟民”、“經(jīng)世濟邦”之意）。于政務各門，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細”。是年著述《筆記·呂黻庭》（刊于《呂思勉編年事輯》）。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呂思勉早年起即重視國計民生，大至水利、賦稅、吏治，小至百姓衣食住行、物價變化，有所見聞，均一一載錄，所集之資料大都毀于抗戰(zhàn)年間。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呂思勉赴金陵應鄉(xiāng)試，在場中代人作文多篇。因從小就愛好下棋，出場后不即返寓所，而去夫子廟茶肆觀人弈棋，必至晚而歸。呂思勉不僅棋藝精湛，對棋局、棋譜乃至弈史也深有研究，一生收集棋譜，自言“只缺三種”，后均散失。

　　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在常州“讀書閱報社”聽元史專家屠寄講元史，受其影響而關心民族問題；與虞菱（又名采蘭）女士結婚。虞家世居常州，歷代仕宦：祖父虞映溪，曾任浙江衢州知府，父親虞樹蓀，是清代末年的貢生。虞氏機敏明察，處事謹嚴，操持家務，備極辛勞。

　　執(zhí)教生涯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乙巳），是年1月至次年12月呂思勉在常州私立溪山兩級小學堂教書，講授國文、歷史。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11月5日呂思勉父親逝世。遍讀正史。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是年1月至6月，在蘇州東吳大學教書，“因氣味不相投，至暑假辭去”；

　　是年（10月至1909年12月），應屠孝寬（屠寄之子）之延聘，任常州府中中學堂教員，教歷史、地理。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是年8月11日呂思勉母親逝世；與朝鮮學者秋景球交往。

　　宣統(tǒng)元年（1909年，己酉），是年呂思勉與陳雨農、王冠時、劉脊生、錢叔陵等第一次結詩社，作詩并互相點評。其時，先生作詩填詞的興致極高，且常有佳作，晚年呂思勉自選詩作，后由家人整理匯編成《誠之詩稿》，油印成冊，分贈各大圖書館及親友。

　　宣統(tǒng)二年（1910年，庚戊），應屠寄館長之聘，在南通國文專修館任教，教授公文寫作。

　　宣統(tǒng)三年（1911年，辛亥），與朝鮮志士金于霖交往。其時，先生頗留意民間歌謠的搜集與研究，輯錄不少常州、南通等地民謠、諺語，一一圈點、評析，寫成短文，刊于報端，以供同好者賞析。

　　民國元年（1912年，壬子），是年1月至1914年6月在上海私立甲種商業(yè)學校任教，教授應用文字、商業(yè)地理、商業(yè)經(jīng)濟等，其時，能教授此類課程者“幾如鳳毛麟角”，呂思勉乃參考日文課本講授之。

　　民國三年（1914年，甲寅），舊歷三月初一（3月27日）女呂翼仁誕生（此前，呂思勉曾有二子一女，皆夭折）。是年春夏間，與詩友管達如、汪千頃、趙敬謀、丁捷臣等在上海再結詩社，名為“心社”，每半月一集，后又有莊通百、陳雨農、李滌云、周啟賢、張芷亭等加人，“凡二十七集而輟”。是年七月至民國七年在上海中華書局任編輯。

　　民國四年（1915年，乙卯），舊歷九月二十七日（10月31日），子呂正民誕生，乳名興保。

　　民國八年（1919年，己未），8月至12月，由吳研因介紹在蘇州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任教。是年呂思勉由謝觀（利恒）介紹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謝氏為武進名醫(yī)，邀呂思勉入館協(xié)助《中國醫(yī)學詞典》之編撰，呂思勉舅家世業(yè)儒醫(yī)，從小耳濡目染，熟悉傳統(tǒng)醫(yī)書典籍，是年暑假寫成《中國醫(yī)籍源流考》一篇，實為一部以醫(yī)籍史為綱的中國醫(yī)學史。

　　民國九年（1920年，庚申），是年1月至1922年12月在國立沈陽高等師范學校任教；呂思勉第一次發(fā)表學術論文《致廖仲愷、朱執(zhí)信論學公開信》，參與學術討論。

　　民國十年（1921年，辛酉），是年著述：《整理舊籍之方法》（原刊《沈陽高師周刊》第4041期，又刊于《呂思勉遺文集》上）；《中國古代哲學與道德的關系》（原刊《沈陽高師周刊》第31、32期，又刊于《呂思勉遺文集》上）；《答程鷺于書》（原刊《沈陽高師周刊》、《呂思勉編年事輯》（有節(jié)錄），又刊于《呂思勉遺文集》上）；《勿吉考（日文漢譯）》（刊于《呂思勉編年事輯》，刊有譯者識語）；《駑牛雜談：（一）個性、（二）資本制度》、《中國醫(yī)學的變遷》（以上諸篇均刊《沈陽高師周刊》）。

　　民國十二年（1923年，癸亥），2月至1925年7月，江蘇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專修科任教，由校長王應岳（飲鶴）延聘，教授國文、歷史課程。是年呂思勉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話本國史》出版，該書在內容、體例、方法和寫法上均有創(chuàng)新，成為二三十年代發(fā)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國通史，顧頡剛稱該書“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

　　民國十三年（1924年，甲子），是年著述《更新初中本國史（四冊）》（商務印書館初版）；《新學制高中本國史教科書》（商務印書館初版，1932年11月印行國難后第一版）。

　　民國十四年（1925年，乙丑），8月至1926年7月，由朱經(jīng)農介紹在上海私立滬江大學任教，開設中國文字學、宋明理學等課程。

　　進入光華

　　民國十五年（1926年，丙寅），8月由童斐（伯章）介紹在上海私立光華大學國文系任教，光華大學后設歷史系，即擔任系主任兼教授，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光華并入華東師范大學為止。

　　呂思勉17歲時，始識同邑丁桂徵（呂思勉母親從妹之夫），“以文字請益”，遂從學《段注說文》，于小學之書，稍有瀏覽。1925年至1926年間，呂思勉于講課之余，將歷年之研究成果寫成4部專著：《中國文字變遷考》、《字例略說》、《章句論》和《說文解宇文考》。

　　民國十六年（1927年，丁卯）至1928年，及抗戰(zhàn)勝利后，呂思勉三次呈《致光華大學行政會書》，表達其對抗戰(zhàn)的預見和決心及建議興辦學校應與社會改革相結合，史學家錢賓四“嘆為西京賈晁之論”。

　　民國十八年（1929年，己巳）至1930年間呂思勉曾在江蘇省立常州中學兼課，編寫《中國文化史》講義。

　　民國十九年（1930年，庚午），呂思勉自謂此時進入思想第三期，“年四十七，偶與在蘇州時之舊同學馬精武君會晤，馬君勸予讀馬列主義之書，余乃讀之稍多。于此主義，深為服膺”。舊歷六月十六日（7月11日），呂思勉之子呂正民君患傷寒癥病歿，現(xiàn)僅剩翼仁一女。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壬申），四月，往安慶省立安徽大學作短期講學；8月假期滿，呂思勉仍回光華任教。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癸酉），30年代前期，呂思勉在光華大學開設課程有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化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民族史、史學研究法、史學名著研究、文字學等。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丙子）前后，光華學生數(shù)大增，學生就餐發(fā)生困難。呂思勉向校方提議，再建公廚與飲食習慣的改革同步進行，為此撰成《吃飯的革命》一文，提倡注意飲食衛(wèi)生，多吃寒食和雜糧，認為這類改革可使婦女獲得解放，也使生活更符合現(xiàn)代社會之狀況和節(jié)奏。

　　一片冰心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丁丑），日軍侵入上海，呂思勉于8月回常州與家人商量今后行止，10月偕家眷返回上海，幾度搬遷。一家三口始終擠于一間，兩張板床，兩張書桌，兩架書架，一小方桌。幾只凳子，是為呂思勉家之全部家具。是年呂思勉將歷年撰寫的部分札記整理成篇，名之曰《燕石札記》，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呂思勉從小就學習寫讀史札記，50年如一日從未間斷，札記總數(shù)達100多萬字。呂思勉的論文、著作，都是在有計劃地閱讀和撰寫札記的基礎上，再加以綜合研究、融會貫通而成的。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庚辰），孤島時期，呂思勉避居滬上租界，抱著書生報國之志，撰寫大量史學著作和論文，還留意時局，關心祖國命運，他以“野貓”、“乃秋”、“六庸”、“程蕓”等化名，寫了許多洋溢民族正氣、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刊于租界內的抗日報刊上。作家兼報人范泉稱呂思勉為“孤島上的斗士”。

　　民國三十年（1941年，辛巳），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租界淪陷，光華大學對外改稱誠正學社（原文學院）和格致理商學院（原理商學院），呂思勉除仍在光華上課外，還在滬江大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兼課。中年以后，呂思勉計劃獨自完成六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元史、明清史）的撰寫，是年，此計劃的第一部著作《先秦史》由開明書店出版。呂思勉自評《先秦史》：此書論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國民族起源及西遷，古代疆域，宦學制度，自謂甚佳。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壬午），八月，回常州故里，舊宅已被敵火炸毀，其時，呂思勉詩作頗多憂國憂民之句；是年至民國三十二年，呂思勉在城外游擊區(qū)湖塘橋青云中學和坂上鎮(zhèn)大劉寺輔華中學兩處同時兼課，開設的課程有中國文化史、中國近百年史、國學概論、國文等。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癸未）至1943年間，在蘇州中學常州分校兼任國文課，講授《古文觀止》，文史專家黃永年曾從業(yè)問學，稱呂思勉講課議論紛發(fā)，精彩迭出，多有真知灼見。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乙酉），10月光華大學復校，呂思勉偕女兒翼仁至上海。

　　抗戰(zhàn)勝利之年，呂思勉精神極為振奮，先后撰寫了《抗戰(zhàn)的總檢討和今后的方針》、《戰(zhàn)后中國經(jīng)濟的出路》、《戰(zhàn)后中國之民食問題》、《怎樣將平均地權和改良農事同時解決》等一系列文章，檢討歷史，籌劃未來，對戰(zhàn)后國家之重建充滿了期望。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丙戌），是年秋，光華大學遷到新校舍，呂思勉一家也隨至搬入歐陽路新校舍；

　　民國三十六年，呂思勉應復旦大學政治系主任耿淡如邀請，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授中國政治制度史，又應邀在誠明文學院兼課?！肚貪h史》出版。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兩晉南北朝史》出版。?

　　蠟炬成灰

　　1950年（庚寅），4月，被選舉為校教育工會主席。

　　1951年（辛卯）9月，光華大學召開最后校董事會議，呂思勉為校董并任代校長，為學生畢業(yè)文憑簽字蓋印，處理學校結尾工作。10月，光華大學并入華東師范大學，呂思勉遂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并遷入華東師大一村教工宿舍。

　　1952年（壬辰），參加三反及思想改造運動，學習結束時寫有《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

　　1953年（癸巳），呂思勉最后一本斷代史《隋唐五代史》寫成完稿，但出版無望。計劃中的《宋遼金元史》、《明清史》，已做了史料上準備，但都未能最終完成，遂成學術史上永久之遺憾。

　　1955年（乙未）呂思勉身體逐漸衰弱，回常州故居養(yǎng)病。

　　是年，呂思勉被聘為江蘇省第一屆政協(xié)委員，因病甚請長假，未嘗赴南京出席會議。

　　1956年（丙申），年初，上海市高教局為照顧知識分子生活，將復興西路271號二樓的一套寓所配給呂思勉一家居住，先生于農歷春節(jié)前遷入了新居。5月6日，呂思勉抱病回常州，“在家檢書至廿九日畢”，將重要札記、書稿托運至滬，計劃作進一步的整理。7月8日返回上海，即開始研究工作。

　　1957年（丁酉），呂思勉的《隋唐五代史》有望出版，10月4日編輯送來清樣囑校。自10月4日到8日，呂思勉一直抱病校閱。8日夜，病情轉劇，肺氣腫與心臟病并發(fā)。9日清晨，病情嚴重，送至華東醫(yī)院，搶救無效，深夜病逝于醫(yī)院，享年74歲。10月13日，于上海萬國殯儀館舉行公祭大會，呂思勉夫婦靈柩安葬在上海虹橋路萬國公墓M區(qū)343-344兩穴。墓穴毀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