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記錄了掩埋役夫張進骸骨的始末，簡要地勾畫了役夫張進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勞品格，表白了詩人掩埋張進骸骨的動機與情感。詩的語言樸實親切，似乎是在跟活著的張進敘談家常。但是，在這種質樸親切的敘談中，卻跳躍著詩人對勞動大眾充滿關懷和同情、對自己遭受排擠而治國濟世之志不可伸的憤世不平的一顆心。正如詩中所說，他寫此詩的動機，既不是因為做了一件極小的善事而宣傳自己的善行，也不是為了讓張進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圖個什么好的因果報應，而是為了“我心得所安”和“顧爾私”。

　　誠然，對于詩人這樣一位具有知識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員來說，顧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為仆役人員辦點好事，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這并非詩人寫作此詩的真正意圖，其真正意圖是為了表達他“及物”的遠大志向。一方面，他認為“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人生本來就沒有貴賤之分。所以，以“捕蛇者”為代表的社會勞動大眾和以張進為典型的生前死后無人扶助與殮葬的窮困孤寡者，他們理應受到社會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讓他們生有所養(yǎng)，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當時官府稅賦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數人，仍寧可續(xù)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復其稅賦。另外，當時官府的辦事作風，如《黃溪祈雨》詩記載，則以敬鬼神為事，虛耗官銀不辦實事，人民得不到實際的好處。對此，詩人身在官場，卻無實職實權去改變現狀，還不得不經常陪同當權官員去干些違心之事。因此，他實在按捺不住憤懣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篤行”，倡“親民”之說。

　　聽其言，觀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這首詩中，詩人雖然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及物非吾輩，聊且顧爾私”，而其真正的寫作動機則是為了表達他的“及物”（治國平天下）的愿望。詩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所表達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齊歡顏”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達方式上，柳子比較含蓄，杜甫比較激揚。所以，讀柳子詩文，只要能夠細心體會，時時處處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顆愛民報國的火熱之心的律動。